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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两淮盐商的“杏坛情”

发布时间:2018-10-08|发布者: 大连盐化集团|栏目:盐与风俗

“杏坛”一词出自先秦时庄子的一则寓言。因为孔子喜欢到杏林里讲学,在杏坛上休息,后人便将其作为教育的雅称。

对于“杏坛”,清代两淮盐商无论是修饰文采的“上焉者”,还是声色犬马的“下焉者”,大多情有独钟。伴随着这种文化良知的觉醒和心理情结的释放,一座座书院落成了,一所所社学开办了,斥卤千里的两淮盐区不再是文化的沙漠,也有昌明教化的点点绿洲。

 一

清代两淮盐商醇厚的“杏坛情”,除了崇尚“耕读传家久,诗书继世长”这个理念之外,“商籍”、“灶籍”科举学额的设置可谓是直接诱因。

自隋代兴起的科举制成为学子出人头地的阶梯,以致北宋时的汪洙写了“万般皆下品,唯有读书高”这样的箴言。在那个时代,不管是门阀后裔还是寒门学子,均可比量齐观地参与科考。只不过与如今的高考制度相似,考生不但要有正式户籍而且必须到户籍所在地应试,否则视作逃籍、漏籍、冒籍、跨籍而面临取消资格等处罚。

这种门禁制度本意为了防止科考舞弊,但却给两淮盐区学子正常应试带来了诸多不便。侨寓两淮的盐商大多来自安徽、山西、陕西等地,每值春闱秋试,他们的子弟必须跋山涉水赶赴原籍应试,颠沛流离,不堪其劳。更有甚者,从唐至清的漫漫时光中,盐民的户籍大多“不属州县属天子”,要想进入当地官办机构读书,跨进科举考试门槛基本是南柯一梦。

面对这种“边缘化”的科场定位,富可敌国的两淮盐商们怎能噤若寒蝉,隐忍不发?清廷也顾及动关国计的盐税,顺水推舟地给予两淮盐商利益让渡。于是,一种类似定向招生的“商籍”、“灶籍”制度应运而生。占有“商籍”、“灶籍”学额的两淮学子既可以进入扬州府学就读,也可与其他生童一样在当地参加科举考试。

尽管清代中前期只有14名商籍学额、6名灶籍学额可入扬州府学就读,但这毕竟是两淮盐区学子参与科考的“直通车”。面对清王朝的特別眷顾,两淮盐商们怎能按捺住内心的冲动。于是,他们办书院、兴蒙学,举手投足间俨然一副重儒崇教之态。

对于重儒崇教,两淮盐商倾注心血最多,投资强度最大的当属莘莘学子荟集的书院。

书院,原本是唐代私人读书治学的场所,到了宋代才成为传道授业解惑的机构。清初,来自塞外的统治者一度担心书院会成为聚众集徒之所而加以限制,直到雍正十一年(公元1733年)才准许各省在省会兴办书院。但没想到,书院从此如水银泻地般在各地渗发开来,仅清代新建的就多达3868所。

而在两淮大地兴办的书院,许多都饱含着盐商的心血。因为在他们看来,书院是盐区子弟折桂蟾宫的通途,斥资建校,捐田助学,理所当然。

梅花书院,位于扬州新城广储门外,建于明代万历二十年(1592年)。由于年久失修,到清代已是瓦砾片片,榛莽萋萋。雍正十二年(1734年),盐商马曰琯决定独自斥资重建。新建的梅花书院有门舍、门仪各三楹,另辟有大堂和讲堂,仅号舍就有六十四间,其耗资之巨非常人所能承受。

在书院修建上像马曰琯这样一掷千金的两淮盐商并非孤本个例。乾隆年间,两淮总商汪应庚不但捐献五万金重建了扬州府学江甘学宫,而且支助白银两千两添置礼乐祭器,后又以一万三千金购置腴田一千五百亩充作学田。再说盐商汪石公之妻汪氏,她见扬州安定、梅花两书院绌于经费,便出资数万元予以赞助,此举真可谓是巾帼不让须眉。

当然,基于眼界所及和财力所限,更多的两淮盐商更倾向于抱团捐资助学。扬州安定书院就是凭借众盐商所捐七千四百两白银于雍正十三年(1735年)重修而成;通州盐运分司石港盐场(南通市境内)的文正书院,主要是仰仗当地九个盐场盐商的善款以供学生膏火(津贴);海州分司的郁州书院,则是由板浦、中正、临兴三个淮北盐场于乾隆十年(1745年)联合兴办。创办于乾隆九年(1744年)的大伊山(灌云县)卫公书院,一度入不敷出,惨淡运行,直到光绪十五年(1889年)行盐商人以每盐一包献钱一毫作为膏火费用,才逐渐有了起色。

显而易见,书院的校舍修建、师资延聘直至助学金、奖学金的供给,“必经费有余而后事可经久”,如果仅靠官方拨款和学田收入恐怕只能是杯水车薪,没有两淮盐商的捐助必定难以为继。难怪民国初期倪澄瀛说到:“梅花安定广陵兼,膏火来源总是盐。”

如果说书院是学子应试的预备机构,那么社学(义学)则是童子启蒙的摇篮。在那些一心弘道的两淮盐商来看,资助学子参加科举应试固然重要,赞助蒙童识字断句也不失为一件功德无量之举。

不知是前人疏于记载还是原本就是一个空白,明代以前两淮盐区的基础教育状况无可查考,当然也无法获悉行商坐贾是否关注过盐场灶民的读书需求。直至明清两代社学、义学的横空出世,运商、垣商(场商)扶持盐区基础教育的义举才在一些史籍中略见一斑。

社学、义学均是以民间蒙童作为教化对象的基础教育机构,两淮盐区早在明代就曾设立,其后多有反复,直到清代中前期才渐成气候。据不完全统计,通州分司有社学12所、义学9所,泰州分司有社学15所、义学2所,淮安分司(后改为海州分司)有社学5所、义学1所。这些散布于草荡连海、灶烟入云两淮盐区的社学、义学,使素来惯于逐水戏鸟的灶户子弟也有了朗诵《千字文》、《弟子规》的去处。

不过,两淮盐区的社学和义学要保持膏火不断,书声不绝,其难度不言而喻,因为这儿毕竟偏僻、荒凉、贫瘠,不像那通衢大邑人文昌盛。如果说当时盐官对社学、义学的倡导在两淮盐区是激起一圈涟漪,那么推波助澜的则是那些盐商和灶民。

盐商洪箴远曾捐资在扬州十二门各设学一所,以供贫家子弟就读。通州分司的掘港场义学,乃徽州盐商程公能、吴振公于乾隆十二年(1744年)共同兴办。角斜场的一所社学,则是由商灶于乾隆五十四年(1789年)捐资重新修复。淮北盐区李味辛是一个才德并举的盐商,他在担纲海州分司中正场社学(精勤书院)期间,曾捐出自己的四排盐滩作为固定财源,并以每月50银元高薪聘请资深秀才和留日学生执教国文和数学。为纪念李氏对乡梓教育事业作出的贡献,中正场盐业同仁及劳工界曾为其公立纪念碑一座。

在两淮盐区,这些社学、义学与众多家塾、族塾一起构成了那个时代盐区基础教育体系,在千池如枰的盐滩上点燃了教化的星星之火,这其中两淮盐区商灶付出的拳拳之心、殷殷之情,后人岂能淡忘失忆?

两淮盐商所捐办的书院曾是文化的高地,荟萃了那个时代众多硕儒名流。他们在这里辩议诘难,共生互补,把江淮平原渲染成了不同凡响的学术宫殿。

自王步青始,杭世骏、蒋士铨、赵翼等清代著名学者都曾授业于安定书院;位于仪征的乐仪书院曾聘请沈廷芳、胡森、吴锡麒等文化界名人前来讲学;海州地区乾嘉学派的核心人物许乔林担任过郁州书院的山长。集散文桐城派大成的姚鼐在扬州整整三年,梅花书院在他的执掌下声名雀起,众多生徒趋之若鹜。在这些书院中,乾嘉学派与桐城学派和而不同,相映成辉,喷涌出了生龙活虎般的文化创新张力。

当然,这些书院也没有辜负两淮盐商的良苦用心。从这里,他们贾而好儒的风采得到了验证,登第入仕的渴求获得了消解,门第变迁的梦想化成了现实。

据嘉庆《两淮盐法志》载,从顺治二年(1645年)至嘉庆十年(1805年)的百余年间,两淮盐商子弟登科者256人,其中进士85人、举人116人、贡生55人,而且这些人中不乏从治鹾淮盐到世代簪缨的转型之士。如盐商程晋芳家族的后裔除个别仍“恰盐策”外,大部分走上了仕宦之途。嘉庆朝的程赞宁中进士后官至编修,道光朝的程恩泽曾官至户部右侍郎。

相对两淮盐商子弟来说,灶户子弟虽然众多,但受制于家庭食不果腹,衣不蔽体,能完整接受社学到书院系统教育的人寥若晨星,故而像通州余西场曹效曾那样以灶籍考中举人的属于凤毛麟角。不过,仅以灶民子弟中第人数多寡、登第科级高低来衡量清代两淮盐区社学、义学的功效可能失之偏颇。作为普及性教育,胼手胝足的盐民能把子弟送去拜读“四书五经”本身就是件前无古人的事,更何况他们在此既可沐浴教化的洗礼,也可受到技能的锤炼。

古人曾说:“敬教劝学,建国之大体;兴贤育才,为政之要务。”两淮盐商虽为商人,但也颇知教育的作用,并在捐资助学上显得那么的大气从容。而与他们的“杏坛情”相比,当下那些视教育为产业、把办学当商业的作派是何等的浮躁浅薄,这种教育定力的缺失不得不令人扼腕叹息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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